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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百甫:“一五”“二五”經濟發展經驗與教訓
    2019-06-11 00:00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之年。70年來,我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落后農業國,到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走出了一條具有強大生命力和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路。

    回顧新中國70年發展之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社會主要矛盾在變化,發展觀在轉變,經濟體制也在變遷。我國從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自2006年進入“十一五”時期起,延續了50多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首次變成“規劃”。70年來,五年計劃(規劃)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如何客觀評價其歷史功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陸百甫曾多次參與黨和國家重大經濟決策研究工作,是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五中全會建議、十五大報告、十五屆三中、四中、五中、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五中全會建議文件起草組成員。1962-1973年,陸百甫在國家計委綜合局從事宏觀經濟工作。近日,《中國發展觀察》采訪組對陸百甫進行了專訪。

    三年恢復期

    記者: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陸老親身經歷了那個年代,請您回憶“一五”計劃之前的經濟情況。

    陸百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員):現在全世界都在探索中國發展的道路,在70年的時間里中國解決了他國甚至百年的發展問題,如果探究秘笈的話,可以概括為“3+1”元素。

    “3”代表三層意思。一是中國的發展是由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黨是指揮者、組織者,能集中民意變成黨的意志,把黨的意志變成國家意志和行動。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集中力量辦大事,有制度保障發展才能有持續性。三是70年來中國的發展,遠期有戰略,中期有規劃,年度有計劃。而且遠期戰略、中期規劃、年度計劃互相結合,互相補充,這三者之間可以進行靈活調整。因此,70年間中國經濟能夠一步一個腳印向前推進。

    “1”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以后我們不僅能利用國內市場、國內資源,而且還利用了國外市場、國外資源,這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都得到充分利用,使得我們在短短70年的時間中,特別是最近40年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得益于我們制度的優越性和政策路線的正確性。

    第一個五年計劃是新中國建立以后最重要的一個經濟戰略。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這個詞用得非常準確。因為在新中國建立之初,我們接收的是國民黨留下的一個爛攤子,生產衰竭、交通癱瘓、物資匱乏、通貨膨脹、民不聊生,整個經濟處在完全崩潰的狀態。例如,國民黨統治時期鋼的年產量最高是90萬噸,1949年是19萬噸,現在我國一天鋼產量是180萬噸,由此推算,現在一天的鋼產量相當于1949年9年的產量,這個數字很鮮明地對比出當時經濟的衰敗。當時通貨膨脹嚴重,國民黨亂發鈔票,據資料顯示,從1936年6月到1949年5月,國民黨政府的貨幣發行額增加了1445億余倍,可見當時貨幣發行的可怕程度。1949年上海解放前我親眼看到一個小販挑了一擔雞毛菜進城,中午回來的時候挑了半筐鈔票,當時最小的鈔票面額1000萬元,籃筐里還有1億的、5億的、10億的面額,可見通貨膨脹非常嚴峻。

    新中國成立以后黨中央開始搞經濟建設計劃。1950年,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研究考慮,在生產凋敝的情況下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很困難,中央決定用1950年、1951年、1952年三年時間恢復國民經濟,所以,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前用了三年時間恢復經濟。一是完成土地改革任務;二是完成對工商業的調整;三是進行財政統一管理和抑制通貨膨脹,恢復生產。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率領下,跨過鴨綠江,入朝參戰。在這樣的形勢下,1952年,新中國已經全面恢復經濟,經濟水平比抗日戰爭前高,當時鋼產量已經超過最高水平,糧食產量和輕工業產品產量、交通恢復基本上達到了抗戰前的水平,甚至超過抗戰前的水平。

    “一五”打工業化基礎

    記者:從1953年開始實施五年計劃,在當時背景下主要是基于什么考慮?計劃的主要內容和執行情況如何?

    陸百甫:1952年,中央決定籌劃第一個五年建設規劃。由于我們沒有經驗,如何建設?加上物質技術條件比較差,完全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搞不了大規模經濟建設,因此,“一五”計劃,我們是在蘇聯的幫助下進行的。當時規劃,“一五”從1953年開始到1957年5年時間,主要任務是為工業化打初步基礎。中央提出來的任務是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也就是“一化三改造”,即社會主義工業化;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打算用15年時間來完成這兩項任務,一是打基礎,二是完成三大改造任務,主要是為工業化打基礎,進行產業布局、產業建設。當時,我們不會造汽車,不會造機床,沒有造船和火車頭、發電機等生產的能力,很多條件都不具備,于是請求蘇聯幫忙。

    記者:“一五”計劃的制定,當時模仿借鑒了“蘇聯模式”?在實踐中出了什么問題?能否詳細介紹一下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建設項目。

    陸百甫:蘇聯非常支持新中國第一個五年的建設,主要的基礎工業項目是請蘇聯援助的,最后定下來156項,是“一五”計劃的核心部分。

    第一個打基礎的五年項目,從工業化基礎來講,有幾點:一是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新中國恢復建設鞍鋼和新建包頭鋼鐵廠,給鋼鐵工業打基礎;在原有煤礦建設基礎上,布點了很多新煤礦;在蘇聯援助下,建立新中國第一個汽車制造廠—長春汽車制造廠,技術來自蘇聯的斯大林汽車廠。還包括三大重工,電機、內燃機等這些重大項目,還有一些化工設施。“一五”中心任務以蘇聯援助的156項為核心,有694個建設單位,實際上,開工的是900多項建設項目。“一五”時期真正落地施工的是146項,少了10個,主要因為還沒有完全落實下來,當時還沒有條件,也沒有能力,國家計劃在“二五”以后再實施。

    “一五”建設過程中,許多項目由蘇聯幫助設計,機器設備配套也比較復雜,所以當時國家計劃委員會從1952年開始一直在莫斯科派有常駐的中國經濟代表團,周恩來總理、陳云同志、李富春同志親自出面在蘇聯談判,有時候他們在蘇聯一住就幾個月,一個項目一個項目落實,很艱難。從1953年開始實施,直至1955年7月30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一五”計劃。“一五”項目總投資規模是766多億元,完成146項項目。當時有個歌詞:“七萬萬兩黃金哪里來?”因為766多億投資相當于當時黃金價格的七萬萬兩黃金。當時,我還學了這首歌。相當于一兩黃金就是100多元人民幣。這七萬萬兩靠自己籌建,艱苦奮斗,自力更生,技術援助基本來自蘇聯和東歐國家,我們配套了一些項目,包括輕工業等項目。

    記者:回頭看,“一五”計劃的布局、產業選擇是否反映了這一階段的鮮明特征?

    陸百甫:總的來講,當時主要任務是為工業化打基礎。當時由于客觀環境影響,朝鮮戰爭剛剛停下來,東南沿海是美蔣控制,再加上西方國家對中國禁運,在這種情況下,“一五”計劃的布局、產業選擇和重點都有特色,有一定的歷史因素,如果現在回過頭來看好像不合理,但當時還是比較合理的。

    首先,“一五”時期產業選擇,以重工業為核心,主要是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為工業化打基礎。國際上對新中國圍堵、禁運、限制,我們必須自力更生把一些重工業基礎建立起來。

    第二,從地區來看,由于沿海地區戰爭因素,工業建設重點布局在“三北”地區(東北、華北和西北地區)。當然,沿海也有一些,例如,造船工業在大連、上海。東北主要是東三省,華北重點放在山西,西北布點比較多,洛陽以西八百里秦川布點了很多重工業,特別是化工,例如蘭州化工城。

    第三,在項目安排上,主要是以中央重點項目為主,這樣選擇當時有客觀因素,包括有限的資金、政治環境、戰爭環境,以及當時的條件所限。

    “一五”時期前三年的進展,因為有些談判項目沒有落實,相對講比較慢一點,但總體發展還是比較好的,1956年應該是上項目最高潮的年份。

    記者:“一化三改造”在當時爭議最多的問題是什么?社會主義改造是否過急過快,留下哪些后遺癥?

    陸百甫:“一五”計劃中,由于剛才我講到的一些歷史局限,在生產布局中我們也有缺憾,什么缺憾呢?一是布點過于集中,其他地方基本上沒有什么發展,特別是東部沿海和南部地區。二是以中央項目為主,地方項目考慮的比較少,地方的積極性沒有調動起來。三是以重工業為主,農業輕工業雖然有所發展,但沒有作為重點。1956年毛主席聽取了中央34個部委和省市自治區200多個工地領導人匯報,他親自調查以后,總結我國在“一五”計劃中前三年執行過程中的問題和經驗教訓,最后,他提出了很有名的一篇講話《論十大關系》,原來是在政治局小范圍內談的,但是對中國“一五”計劃后期所做的戰略性和政策性調整發揮了重要作用,總結經驗教訓做了許多政策補充,以及一些轉型、轉軌和調整。所以,《論十大關系》是經濟工作非常重要的指導性文件。1956年,敲鑼打鼓,中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簡稱“三大改造”)成功。“三大改造”完成后主要任務是搞經濟建設,1956年是我國第一個五年中發展最快的一年,工業產值增加40%,生活資料產值一年增加22%。當年,包括投資規模突破原計劃,財政超支,職工人數超計劃,1956年做了系統的工資調整,工資總額也突破了,在高等學校、中等專業學校和一般學校的招生人數大大突破原計劃。所以,1956年秋天以后出現經濟緊運行狀況,供應比較緊張,物資短缺問題、供不應求問題出現了。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總結認為這個情況不能持續,于是在研究“一五”時期最后一年即1957年計劃時做了調整,1957年進行收縮性考慮,投資比1956年總規模減少20%,其他指標基本上采取收縮的方針,想把經濟搞得更平衡一點,緩解一下失調和緊張狀況。因此,1957年經濟熱度顯然比1956年要低得多。

    在這種情況下,國內發生了爭論。一種觀點認為,1956年中國經濟太冒進,造成了全面緊張,應該調整,1957年也是按照這個思路調整的。調整后又有一種理論認為,反冒進是錯誤的,1956年發展是健康的,1957年收縮反而是錯誤的。因此,1957年發生了第一次比較大的爭論,到底是冒還是不冒?是反冒對了還是反冒錯了?當時據我聽到的消息,毛主席在一次會議上提出來,對反冒進和反反冒進的意見,傾向于1957年反冒進他不贊成,他說經濟工作出現了“馬鞍形”,我印象當中這個詞是毛主席首先說出來的。1957年6月份周總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做過解釋,但是沒有把這個問題平抑下來,后來我知道毛主席對1957年收縮是不滿意的。綜上所述,“一五”計劃時期,前三年進展稍微慢一點。1955年“一五”計劃通過后,1956年加快了,加快后又出現緊張,緊張后又出現爭論,當時經歷的大概是這么一個過程。

    記者:反思“一五”計劃實施情況,對今天有哪些教訓和啟示?

    陸百甫:現在回頭來看,“一五”計劃結果從指標來看,比原來預想的目標超額完成了。雖然1956年出現了一點緊張,但整體上來講,“一五”完成得非常好,無論是目標、質量,和其他協調性方面,各方面看“一五”是值得肯定的,包括生產關系的改造、生產力的發展,這兩個都互相配合得比較好。“一五”計劃快結束時,1956年9月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央提出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二五”大躍進、浮夸風

    記者:“二五”時期,1958年到1960年出現了冒進,工業提出“以鋼為綱”,將趕超英國的目標縮短為7年、5年以至3年;農業提出“以糧為綱”,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達到12年發展綱要規定的指標。當時急于求成的思想對“二五”計劃的內容有何影響?

    陸百甫:大躍進有思想根源。現在回過頭來看,實際上這個思想在“一五”時期逐漸形成了。1954年農業合作化初級社,剛剛一年不到,毛主席批評“小腳女人”。1952年中央決定過渡時期,從1953年到1967年用15年進行“三大改造”。結果“三大改造”在1955年基本已經完成,實際上只用了三年時間。毛主席在1955年編寫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我在想,這是毛主席想在社會主義改造方面快一點,后來又推進了城市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5年底又是一個高潮,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在“一五”后期,對反冒進態度上,還是看出毛主席要快一點的想法,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當時的確是太困難了,雖然計劃15年,但還是想能不能再快一點,能不能突破。這個思想給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制定和執行影響很大,急于求成的思想后來越來越嚴重,這不能完全怪毛主席,全國上下都想改變面貌,因此,形成了這樣的局面。1956年黨中央提出“二五”計劃的設想,周恩來總理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關于“二五”計劃的建議報告,提出中央的設想。現在回頭看這個建議是非常全面、比較準確、符合科學的。因為1956年9月,那段時間急于求成的思想還沒有形成,思路比較準確。中央建議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在“一五”計劃的基礎上,提出繼續實行工業化,為建設工業體系打基礎,完善這個體系,為進一步實現目標前進。當時提出的主要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關鍵是要解決生產力的發展問題。所以,“二五”計劃提出的一些目標還是非常好的。

    概括地講,“二五”計劃的基本任務和基本指導思想都是符合實際的。有四條指導思想,其中重點有兩條。第一,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的發展。第二,把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相結合,以便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夠按比例發展,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加速發展農業,相應地發展輕工業,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近海與內地的關系。

    在這個報告里,當時黨中央提出五點基本要求。第一,繼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推進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為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鞏固基礎。第二,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鞏固擴大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第三,在發展基本建設和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工業、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相應地發展運輸業和商業。第四,努力培養建設人才,加強科學研究工作,以適應社會主義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第五,在工農業發展基礎上增強國防力量,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第二個五年的基本框架勾畫出來了。現在回頭來講,如果“二五”時期我們按照上述四個指導思想和五點要求來做的話,“二五”計劃效果可能比預想的好得多,而且中國經濟可能更快地往前邁步,不會出現“三年調整”和后面一系列的問題,三年困難時期也不會出現。

    記者:在過渡時期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經驗少,難免有失誤。1958年北戴河會議將“大躍進”推向高潮,全國各行各業都出現了“浮夸風”。1962年第二個五年計劃許多指標沒有如期完成。請您回憶當時全國上下對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熱,總結需要汲取的教訓和對于今天有哪些啟示?

    陸百甫:“二五”計劃,我概括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折騰的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為什么這樣說?因為“二五”計劃剛開始制定的時候,是按照周總理八大報告來執行的,這是中央通過的。但是在1957年形成“二五”計劃的時候,已經有點走樣了,因為那時候是在“反反冒進”的爭論下形成的,可見,急于求成的思想已經開始有些露頭。

    但在八大的時候思路還是對的。一年多以后形成文本的時候已經有點想快了。最嚴重的問題還不在這個計劃上,而在執行當中。1958年5月召開了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這是歷史上很少有的,一屆開了兩次代表大會。這次代表會議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大躍進總路線,林彪填補為中央副主席,原來副主席四個人—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云,一正四副。但關鍵不在這里,關鍵是“大躍進”是那時候發動起來的。

    農業上搞“以糧為綱”,工業上搞“以鋼為綱”。人民公社化,當時“浮夸風”刮起來了,畝產萬斤。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確定當年鋼產量翻一番,完成1070萬噸,實現趕超英美的目標。隨后很快形成全民大煉鋼鐵的局面。不切實際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造成了巨大的浪費,也沖擊了輕工業和其他事業,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當時我在河北,從徐水到邯鄲,還到太行山里面,到處都是畝產萬斤糧浮夸風,就像涉縣那么窮的干旱的地方,一條山溝里,刮“百里萬斤川”浮夸風。最后到年底勉勉強強鋼指標報上來是1100多萬噸,但最后核實以后發現好多鋼都是不能用的次品。最后,國家計委落實的時候,報給中央是國家統計局統計合格的鋼800萬噸,其他都不合格。

    實際上,國家計委的同志心里也明白,800萬噸好鋼里有一部分也是不合格品,勞民傷財。1958年確實豐產了一些,但因為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又深翻地,把深土翻上來,挑燈夜戰,有的紅薯、玉米來不及收,爛在地里。由于急于求成的思想,腦子發熱,所以1958年后中國經濟就出現了困難。正如我在回憶錄中所寫,由于1958年至1960年間“大躍進”的冒進錯誤等原因,中國經濟陷入“三年困難時期”,許多生產指標低于1957年水平,人們生活必需品供給困難,不少人因吃不飽而浮腫,并有不少非正常死亡的現象。1960年開始出現嚴重的三年災荒。

    當時說“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刮共產風,為什么叫公社呢?就是共產主義。我記得康生他們還搞了很多巴黎公社空想社會主義的論述資料,好像很快就要進入共產主義。所以,當時在思想認識上過于急于求成,革命浪漫主義太過了。1958年出現這個苗頭,成立人民公社放開肚子隨便吃飯,全國大辦食堂,農村也辦食堂。從1958年開始,1959年、1960年上半年首先是農村的生產責任制規章制度破壞了,城市里企業的管理制度破壞了,空想社會主義泛濫。這種浪漫的想法影響了經濟的正常運行,損失比較大,口號喊得很響,消耗也比較大,但真正有效的生產并不是很理想,所以,“二五”計劃在“大躍進”沖擊下,把原來的計劃破壞了。

    作者:記者 馬玉榮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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